反不正当竞争法不涉及排他性权利，而指向工商业活动中违反诚实惯例的竞争行为，如有关未披露信息（商业秘密）的行为。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根本原则。第一，全面加强宪法实施。
结语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总抓手，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的必由之路。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是这一主题面临许多挑战。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体现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各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进一步提出：促进社会规范建设。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
健全公民和组织守法信用记录，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机制，加大对公德失范、诚信缺失等行为惩处力度，让遵法守纪者扬眉吐气，让违法失德者寸步难行，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的社会氛围，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全体人民共同追求和自觉行动。所以，必须坚持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以高质量法治体系为依托构筑高质量法治轨道，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法治之基、修法治之路、铺法治之轨、开法治之道。此时，并不存在规范冲突，而是通过另一个规范来废止既有规范的效力。
同时，《立法法》第7条第1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从其行使的立法权的样态上来看，并无差别。[5]阿列克西甚至认为，没有梅克尔的法律位阶理论，凯尔森的纯粹法学是不可想象的。《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7条第1款规定：条例第五条所称非法彩票，是指违反条例规定以任何方式发行、销售以下形式的彩票：（一）未经国务院特许，擅自发行、销售福利彩票、体育彩票之外的其他彩票。具体化并非将一个既有的普遍的法律规范窄化到一个案例中，而是在解决一个特定案例的过程中产生一个普遍的法律规范，即判决规范（Entscheidungsnorm）。
此时上位规范是一个未完成的规范，由被授权机关针对具体情况，加上新的内容，形成下位规范。我国传统的法律位阶的判断标准，无论是制定机关的地位高低还是立法生效范围的大小，都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有必要反思。
[73]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曾有常设机构的提法：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加强各级国家机关的建设，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构成为有权威的人民权力机关。与梅克尔不同，凯尔森不仅将废止分为规范冲突下的废止和不带规范冲突的废止，也没有将废止放在法律位阶理论中去讨论，而是作为一种规范逻辑来看待。法适用的核心是解释，而解释与立法的区别在于，解释者首先要遵循且真实呈现立法者的意志，而非解释者自己的意志，只有在立法者的意志会导致极端不公正的结果时，才能不被视为解释的正当依据。根据梅克尔的观点，任何一个法律秩序中不仅有调整人的行为的规则，也有设立、形成或者产生这些行为规则的规则。
学者勒特尔认为，这种模式兼具前两种模式的性质，因为规范实现主要强调具体化受约束的他治一面，而规范产生主要强调具体化形成性的自治一面，规范填充意味着一种受约束的法形成。凯尔森为什么没有像梅克尔那样将废止关系作为法律位阶的判断标准？笔者认为，原因可能在于，凯尔森后期将新法优于旧法也作为废止关系的一种表现。由此出发，梅克尔认为，在一个法律秩序中的不同法律形式之间存在一个派生关系，如果一个形式构成了另一个形式产生和生效的前提，那么可以说这个形式构成了另一个形式的条件。比如，我授权某人去出租我的房屋，这并不代表我就高于某人，如果他愿意，他同样也可以授权我。
[25]参见前注[13]，陈景辉文，第287页。众所周知，《彩票管理条例》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而《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只是财政部、民政部、国家体育总局联合制定的部门规章，难道《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7条第1款对非法彩票的列举不可能违反《彩票管理条例》第5条第3款的立法本意吗？实际上，《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仅仅是根据《彩票管理条例》的授权制定而已，但它的内容体现的是国务院部门的意志，而非国务院的意志。
反对的观点，参见李海平：《基本权利客观价值秩序理论的反思与重构》，载《中外法学》2020年第4期，第1062-1080页。[2]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室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285页。
此外，有学者认为凯尔森的理论为法律是宪法的具体化提供了理由，并对其展开了批判。有学者认为，废止关系是从条件关系中推出来的，即当一个规范授权产生另一个规范的时候，同时也就授权废止它的效力。[66]也有学者认为废止关系取决于实在法的内容，与纯粹法学侧重于形式的旨趣不符。也就是说，下位规范之所以生效，因为它是按照基础规范规定的方式产生的，而非因为它具有某种内容。[6]梅克尔之所以用法律形式来代替法源不仅是为了避免使用法源这个陈旧的概念，[7]也是为了在法源与逻辑上经过了整理的法律语句之间搭建起桥梁[8]。按照这一逻辑，如果缺乏对法律进行具体化的法规和规章，法律中的相关制度就无法适用。
与静态的关系相比，动态的关系还需要一个规范制定行为才能确定内容，而静态的关系则不需要这一中介，它的内容可以直接从基础规范中推导而出。同时运用上述标准对我国《立法法》中未予明确的部分立法之间的位阶关系进行了厘清，最终梳理出我国一般立法的效力位阶图，从而完成法律位阶从理论向实践的转化。
那么，授权立法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之间的位阶如何？首先，《立法法》第95条第2款规定，根据授权制定的法规与法律规定不一致，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裁决。3.条件关系标准与废止关系标准的联系 如果说条件关系是赋予规范以效力的话，那么废止关系就是剥夺规范的效力，这一正一反构成了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15年立法法修改，赋予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地方立法工作有了积极进展，总体情况是好的，但有的地方也存在违背上位法规定、立法‘放水等问题，影响很不好。[19]（4）作为规范解释的具体化。
如果只有条件关系的话，并不足以判断两个法律形式之间具有上下位阶关系。而废止之所以作为判断上下位阶的标准，就是因为一个法律语句，能够废止另一个法律语句的效力，而另一个法律语句并不能废止它的效力，此时具有废止力的法律语句是高位阶，而被废止的法律语句是低位阶。（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擅自发行、销售的境外彩票。因此，跟人的尊严的关系越近，其抽象的重要性就越高。
如果一个规范体系的效力基础和效力内容都是从基础规范中推导而来，这就是一个静态的规范体系。[26]二是会消解宪法与法律之间的位阶关系，因为既然法律是宪法内容的具体化，那就意味着法律变成了实质性的宪法，法律与宪法只有内容上的详略之分，而无高低之别。
民事权利作为法律权利，立法机关可以通过简单多数就可以修改，而基本权利作为宪法权利，立法机关要想修改必须修宪，修宪比修法困难得多。其次，从废止关系上来看，宪法和《立法法》也未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不得同全国人大的法律相抵触。
当然，一个法律体系中到底存在多少层级或者位阶，梅克尔认为这跟国家的形式有关，也就是说不同国家的法律位阶数目可能是不同的。基本权利作为客观价值秩序是为了克服魏玛宪法中的价值相对主义，所谓价值相对主义是指只要国家中的多数人同意，任何观点都可以主导国家。
该法第76条规定，宪法可以通过法律予以修改，并且只要2/3以上的国会议员出席、2/3以上的出席者同意就可以做出修改。它的目的不在于一个作为或者不作为的应当，而是一个作为或者不作为的不应当。[52]另一种动态的关系是指基础规范中包含了产生规范的构成要件，要么授予制定规范的权力，要么规定一般和个别的规范如何产生。[36]价值相对主义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魏玛宪法。
法秩序的宪法化虽然彰显了宪法的最高法地位，但同时也带来了饱和问题，即宪法的过载，从而对立法的民主形成过程以及部门法的独立性构成了威胁。对于后者，比如有学者认为，只有当某一个法律文件明确以另一个法律文件为制定依据，作为依据的法律文件为上位法，依据其制定的法律文件为下位法。
[32]支持的观点，参见郑贤君：《作为客观价值秩序的基本权——从德国法看基本权保障义务》，载《法律科学》2006年第2期，第35-45页。由此就为一个全面的道德秩序提供了基础，这个秩序中的所有规范都包含在这一规范的内容中，它们之间是一种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关系。
同时，由于废止规范不属于行为规范，所以它无法像行为规范一样被遵守和适用。法律位阶对于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开展立法审查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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